與此相對，中國在宋朝（960－1276）階段，也就是比法國大革命（1789）早幾百年的時代，完全廢除了以貴族為代表的身份制這一制度本身。全面擴大了自隋朝開始的科舉制度，國家的官僚不是看出身，而是通過考試選拔，在監督官僚的皇帝以下實現了所有權力的一元化。為了實現這種絕對權力的正統性，在科舉考試中採用了儒教，特別是南宋以后出現的朱子學這種道德價值觀作為判定合格與否的標准。也就是說，與歐洲社會盡最大可能保持價值觀多樣性的政治制度不同，中國毋寧說是編造出了通過把價值觀限定在一個“正確的思想”中來統一國土，糾合民眾的統治權術。這就是我認為中華文明不是多元性，而是建立在單一性基礎上的秩序的緣故。

　　反觀日本又是一種什麼情況呢？日本與中國情況不同，傳統上政治權力的集中性不高。與皇帝派遣的官僚統治全中國角角落落不同，即使江戶幕府（1603－1867）時代，德川將軍家直轄的領地在全國也只是很少一部分，大部分的土地都被當地世襲的封建諸侯（大名）分別統治。在這點上，看起來日本似乎也有著與歐洲同樣的基於多元性的社會秩序，但因為與西洋也不同，沒有議會制度，其實政治是在各自狹小的領地范圍內完結的，結果出現了缺乏與不同地域的人和思想進行交流的機會的社會。民眾也在身份制社會裡，被要求在自己出生的村子做與父輩相同的家業，就是說規定國民每個人隻能在一個“正確的地方”，不能脫離那個指定的地方，試圖由此確保社會秩序的安定。

　　從這個意義上看，束縛為一體的隻不過有著“思想”或“地方”的區別而已，其實日本也與中國同樣，不是多元性，而是有著基於單一性的統治傳統。戰后自民黨能夠長期保持一黨統治，就是因為人們並沒有認為議會政治應該是復數的價值觀的對話，而追求的是自己居住地，也就是選區的代表參加議會這種感覺而已。而且事實是，在類似於前近代的村落社會那樣的幾乎沒有流動性的雇佣慣行下，我們日本創造出了一個人一輩子隻在一家公司工作的終身雇佣的企業文化，而且隻要能保持牽引世界經濟增長的高效率生產性，選擇項被限定成唯一一個的不滿也就一直被吸收。

　　1970年代末期，日本實現了奇跡般高度增長，克服了石油危機后，這種不是基於多元性，而是基於單一性的日本社會的形態被稱作“Japan as Number One”，成為歐美人羨慕的對象。而現在，1990年代以來一直保持高度成長，最早克服雷曼沖擊波帶來的影響的中國的經濟運作模式受到關注，甚至有人預測正是因為一黨制才可能成立的“北京共識”，終有一日要取代美國式的“華盛頓共識”，席卷全世界。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能不說基於單一性的秩序超越並擊敗基於多元性的秩序的局面，在歷史上確實是可能會出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