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后大發展時期對中國的參考意義

　　但是問題是，這種勝利到底能保持多久？1980年代土地投機達到頂點，而且工業產品的出口攻勢連美國都壓倒后，日本經濟因為泡沫破滅一下就陷入蕭條，政治上也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成果一直停滯不前。那麼到底中國人和中國，是重蹈與日本同樣的覆轍，還是把鄰居和鄰國的失敗當做自己的教訓，能夠尋找到一條不同的前進道路呢？唯有這一點才是包括日本人在內的全世界人現在最為關注的地方。

　　這樣的時候，我們日本人正因為走的不是西洋化道路，而是一條中國化道路，所以能就高度成長后與諸位共有的課題，在反省的同時進行講述。首先是急速工業化帶來的環境破壞問題﹔其次是存在於大獲成長利益的人和沒有獲利的人之間不斷擴大的差距問題﹔第三是存在於上述兩個問題背后的人口問題。當年1960年代，使日本經濟高度增長成為可能的是從農村到城市的人口自由移動，以及至今還是勞動人口多於高齡人口產生的人口紅利。但是農村剩余勞動力沒有了，從農村到城市的人口移動停止后，經濟的成長就開始減速，而且城市生活必然帶來的少子高齡化，給社會福利是否能夠持續帶來不安。我相信這一點，對於在人口移動問題上有著戶口限制，以及作為計劃生育成功的副作用，今后將面臨急速少子化的中國各位，肯定具有參考價值。

　　在高度經濟增長期，日本列島的環境極端惡化。工廠附近的民家玻璃窗被煤煙熏黑，在充滿惡臭氣味的石油化工廠附近兒童們戴著口罩上學，城市因為大氣污染嚴重太陽都看不見，眼睛也睜不開的日子越來越多，企業放流污染物質引發奇病，政府竟然也置之不管。在那樣的危機時候勉強避免了完全破局的，是雖然脆弱但在日本還存在的多元性發揮了效果。學問自由與新聞自由受到憲法保護，社會上存在的言論的多樣性，使得公害病的發現和採取對策成為可能。雖然在國家政治層面不可能對自民黨政權帶來威脅，但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在野黨勢力在70年前后作為革新自治體掌握了地方的政治，開始正面應對環境問題，其結果國家也坐不住了，也動了起來。作為戰后日本的教訓，我想把這種與歐美諸國相比雖然受到極大限制，但是在有限范圍內還是存在的多元性，最后給國家利益做出貢獻這一現象，傳達給諸位。

　　而且，我們必須意識到，基於單一性的社會秩序本身，正是在自己信奉的唯一的信念中，具備有反省自己、相對化自己的機制，才能發揮效用。孔子也說過：“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論語·衛靈公》）。比如說如果要以儒教的德目來搞政治的話，那麼首先為政者自身應該不斷反省自己的統治是否合乎那些德目，如果有過失就必須改正。同樣，一個國家如果要高舉自己的某種理念，就應該承認對照那些理念自己國家的現狀總是還有不盡人意之處，為了盡可能使現實接近理念，就要不斷努力。相反，如果覺得自己的國家已經體現了那些理想，完全合乎“正確思想”的要求，沒有一點問題了，這樣的時候，那這個社會秩序所揭示的價值觀隻不過是墮落為夜郎自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