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不能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

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指導下建立的資本主義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暴露出巨大弊病。十月革命以前，中國許多先進分子雖然痛恨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但還是對其充滿渴望。第一次世界大戰以極端的形式進一步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固有的矛盾。中國先進分子看到戰后歐洲的破敗景象后，對資本主義文明深感失望和憤慨。梁啟超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洲的描述，深刻說明了這一點。他說：“全社會人心，都陷入懷疑沉悶畏懼之中，好像失了羅針的海船遇著風遇著霧，不知前途怎生是好。”當時西方許多人都認為“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對中國先進分子來說，西方資產階級文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此時也不再有吸引力了。

辛亥革命的流產証明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在中國行不通。辛亥革命雖然取得巨大成功，但仍以失敗告終。袁世凱竊奪辛亥革命果實后，孫中山並沒有放棄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而是先后發動了二次革命、護國運動、護法運動，但這些努力都失敗了。為什麼會失敗呢？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出了問題。梁漱溟的父親梁濟在他的《伏卵集》中，對當時召開國會有過這樣的記載：在前門火車站，每當召開國會期間，各省議員紛紛下火車的時候，各個政黨工作人員就會在火車站前，竭力拉剛下火車的議員們住到本黨安排的招待所中去。那些議員們前呼后擁地先住到甲黨招待所，得到各種好處與紅包，承諾投該黨的票，然后再到乙黨招待所住下，同樣得到好處費，並答應投該黨的票，拿到所有的好處后，最后投的是自己的票。這就是當時的真實寫照。“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這說明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不適應中國社會發展的要求。

帝國主義國家在巴黎和會上的表演，使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強盜本質有了新的認識。巴黎和會召開前，美國總統威爾遜拋出了所謂“對於殖民地之處置，須推心置腹，以絕對的公道為判斷”、“國無大小，一律享同等之權利”等高調。這使得當時中國社會各界對巴黎和會充滿了期待，以為中國真的可以通過巴黎和會挽回已經喪失的獨立自主地位。如上海《民國日報》的一篇文章指出：巴黎和會可使中國“稍挽百十年國際上的失敗”。就連陳獨秀都把威爾遜看作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現在世界上的第一個好人”。然而，巴黎和會不僅完全無理否決了中國人民的合理要求，而且把戰敗的德國在山東所攫取的一切權益盡數轉交給日本。“公理戰勝強權”的美麗詞藻，轉眼就變成了強權戰勝公理的殘酷現實。通過巴黎和會，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徹底失望，也進一步堅定了對馬克思主義的選擇。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