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群幾乎被后人遺忘了，卻曾一點一滴改變中國的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企業家。

在清朝最衰敗的末年，在民國最動蕩的初始，在世界列強的商人激烈瓜分中國市場的夾縫中，這群人選擇開工廠辦企業，走上了一條嶄新的救國之路——實業救國。在機器轟鳴的工廠，在?啪作響的算盤旁，他們小心翼翼地經營著蹣跚起步的工廠和公司。與同時代的英國、美國乃至日本的企業家相比，他們起步晚，力量弱小，賺的錢也並不豐厚，但他們與世界共通的企業家精神中，更多了一層中國特色——儒商精神。

就像儒商鼻祖子貢一樣，他們是商人，但更是儒者。他們有超越功利的最終目的，有救世濟民的遠大抱負，追求達則兼濟天下。在繁雜的民族獨立、國家現代化和民生疾苦面前，他們自覺地睜開發現的雙眼，急於療救困厄許久的“東亞病夫”。只是實業救得了國，卻救不了國民。於是，在實業救國的同時，他們又開始了“教育救國”，以此“救”國民。“今日之時代，一商戰之時代也，一學戰之時代也”，這幾乎成為當時企業家的共同理念。

他們在企業運營幾年之后，財富積累剛剛開始，就主動拿出賺到的錢，建設校舍，引入師資，培養人才，支持留學。一所所新式的小學、中學和大學，在全國各地出現。除了捐資辦學校，他們還捐資辦圖書館、博物館和醫院，推動國家和國民的現代化。與英美等國的企業家相比，這是晚清民國時期的企業家最值得述說的一筆。

盛宣懷、張謇、王一亭、榮德生、陳嘉庚、盧作孚.這一串長長的名單，既是工商界的先行者，也是慈善界的代表。

“清末民初，涌現出大量的慈善家，其原因是：第一，中國的慈善傳統沒有中斷，他們受父輩影響比較大，有底蘊熏陶﹔第二，國家積貧積弱，實業救國的大氛圍使然﹔第三，民族資本主義迎來黃金時期，企業家樂於把豐厚的利潤投入慈善公益。”湖南師范大學副教授曾桂林接受《中國慈善家》採訪時說，他長期研究近代慈善史。

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期間，政治環境相對寬鬆，一時新思潮涌進，現代慈善內容和理念逐步被一些走出國門的人介紹進來。清朝第一位留學生容閎，歸國后告訴閉目塞聽的中國人：“美國有富翁積財數千萬，盡行撥作各種善舉者。”清朝第一位駐外大使郭嵩燾和翻譯張德彝參觀了倫敦的一些慈善機構后，分別介紹了當地的慈善組織和籌款模式，例如養老院、婦女職業培訓機構、慈善醫院的義演募款方式。

在戊戌變法前夜的1894年，52歲的鄭觀應寫就了轟動全國的《盛世危言》一書。在這部暢銷書中，鄭觀應專列“善舉”篇，其中寫道：“夫泰西各國乞丐、盜賊之所以少者，豈舉國皆富民而無貧民哉？好善者多，而立法綦密，所以養之者無不盡，所以恤之者無不周耳。”書中提到，英國人立遺囑，往往將遺產捐獻出來，創立大小學堂、工藝書院等，號召中國達官富紳向他們學習，這顯然是對中國古老的財富傳承模式的一次撞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