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錫市志》記載，百橋計劃持續十年，前前后后造橋88座，日本侵華戰爭提前終結了這個沒有完成的計劃。而榮德生最看重的是寶界橋。他曾對國學大師錢穆說：“他年我無錫鄉人猶知有一榮德生，惟賴此橋。我之所以報鄉裡者，亦惟有此橋。”

除了以慈善推動城市化，榮德生看重的還是教育，從早期捐資籌辦初等學校和專業學校，后期他更看重大學。1936年前后，政治家吳稚暉、復旦大學校長李登輝等人建議把復旦大學遷往無錫擴建，榮德生獲悉后十分積極，希望捐資助力。日本侵華戰爭打斷了此項計劃。抗日戰爭勝利，榮德生回到家鄉，繼續壯大榮家產業。不承想各種擾亂仍是如影隨形，最嚴重的一次是，警匪勾結綁架了這位老人，家人交出數十萬美元的贖金后才得以脫險。衰老的榮德生，在紛亂之中，念茲在茲的仍是建一所大學，終於在1947年捐資辦成江南大學，並花重金邀請錢穆、牟宗三、唐君毅、金善寶等名家任教。

榮家的企業和慈善，引起了一位航運巨子的興趣。1930年5月底，盧作孚帶著考察團來到無錫，先是參觀了榮氏兄弟的產業，隨后參觀了游人如織的梅園。早前的幾天，他和考察團一行到達南通，參觀了張謇一手締造的大業——遍布南通的工廠、學校和慈善機構，可惜張謇已去世四年。榮氏兄弟和張謇的實業、慈善之舉，直接影響了民國第二代企業家盧作孚。尤其是張謇的“南通模式”，盧親往學習多次，然后直接模仿實踐。張謇改變了一個叫唐閘的落后之地，盧作孚則改變了一個叫北碚的無名之所。

盧作孚生於四川合川（現重慶合川），家境一般，上學僅六年，此后自學一生。年輕時，當過老師，當過記者，參加過革命。從革命救國到教育救國，最后到實業救國，這是他的認知軌跡。他認為，實業救國，交通運輸業為“各業之母”。於是，他募股8000元作為資本，建造鐵殼小船一艘，開辟嘉陵江航線，成立民生實業公司。這個小公司很快發展起來，十多年后的宜昌大撤退，它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創業兩年后，1927年，盧作孚來到北碚，接掌峽防團務局。逢此亂世，他提出“打破苟安的現局，創造理想的社會”，以北碚為實驗區，“要趕快將這一個鄉村現代化起來”。有了民生公司，便有了實驗的資本，便有了現代化的基礎。在基礎設施上，他創辦了北川鐵路﹔在工業上，他創辦天府礦業公司、三線染織工廠﹔在文化教育上，他創辦中國西部科學院、兼善中學、北碚圖書館、北碚體育場、《嘉陵江》報。創辦這些現代化的內容，為的是建立“一個大眾公共享受的城市”，而非如上海、重慶那般隻有少數人享受的“畸形的資本主義的建設”。

很多人視盧作孚為清教徒，他掌控數千萬資產，卻沒有房產和儲蓄，過著清貧的生活。所有的錢，都被他捐給了北碚的實驗。他兼任多達幾十個公司的董事或董事長，兼職收入不斷，每有收入的單子送到，他總是寫上“捐中國西部科學院”“捐兼善中學”“捐瑞山小學”等。自1940年起，此類所有收入均捐給了兼善中學。

1937年春，教育家黃炎培在《蜀道·蜀游百日記》中寫道：“在八九年前，滿地是土匪，劫物擄人，變做家常便飯，簡直是一片土匪世界。現在鼎鼎大名公認為建設健將盧作孚先生?.施展他的全身本領，聯合他的同志?.把殺人放火的匪巢變成安居樂業的福地?.把地方所有文化、教育、經濟、衛生各項事業，建設得應有盡有。”

建設健將除了盧作孚，還有晏陽初、梁漱溟和陶行知等人，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則屬晏陽初。1929年，晏陽初攜妻小遷居河北定縣。三年前，他選擇定縣作為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實驗研究中心，開始定縣實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每年資助15000元，用於編印平民讀本。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成立於1923年，晏陽初擔任總干事，直到1949年。他先后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1920年學成歸國，立志不做官，不發財，把幫助勞苦大眾作為終身志業。他帶動了諸多留美博士的參與，例如哈佛大學哲學博士瞿世英、耶魯大學教育學博士傅葆琛、康奈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馮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