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向往社會公平正義，這誰都不會否認，但左派所想用的那些方法則隻會走向反面，前蘇聯、東歐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都是這方面的例子。難道中國要重新走一次？

中國正再次上演著激烈而持續的左、右派之爭。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黨爭”是中國社會利益高度分化的產物，無論人們喜歡與否，不可避免。左、右派各執其詞，雙方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社會所存在的嚴重問題，他們希望、也相信中國可以用他們所提倡的意識形態或者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不過，從歷史經驗和中國的現實問題來看，左、右派所秉持的意識形態如果被放置於中國的社會實踐，都會是以悲劇而告終。從總體上看，在左、右兩邊，官方至少是官方媒體是傾向於左的一邊。不過，執政黨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左、右派最終都不是共產黨所需要的利益，極左和極右最終都會斷送中國共產黨。這裡先來討論左派思想和力量。

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光譜中，左派更能迷惑人們。首先，自清末以來，中國社會一直處於各種革命和戰爭狀態，而革命和戰爭自然需要左派思想。盡管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發動的改革開放開始把中國從革命引向建設的道路，但長期革命和戰爭年代的左派思想已經深入人們的意識，演變成中國社會的集體記憶。其次，盡管執政黨早些年已經提出要從革命黨轉型成為執政黨，但這個過程到今天還沒有完成。如果轉型完成，那麼至少在意識形態方面，執政黨就不能是少數幾個階級的代表，而是極大多數社會成員的代表。因為這個轉型還沒有完成，執政黨的意識形態仍然具有濃厚的階級色彩。因此，在行為層面，人們仍然抱有“寧左勿右”的意識。再者，在很多社會，尤其是高度分化的社會，左派思想較之其他思想更受社會成員尤其是底層社會成員的歡迎，因為左派往往以社會公平正義來規定自身。今日中國社會高度分化，左派思想很流行，這並不難理解。左派所強調的社會公平正義，符合當代中國社會的需要。

正是因為這些因素，改革開放開始之后，歷屆領導層對左派所能產生的政治影響都有比較清醒的認識。盡管左、右派對中國社會都會有負面影響，但左派更甚。這一點，鄧小平本人曾經多次強調過。

在任何社會，左派都是革命的主力，革命的成功需要左派。在中國也一樣，沒有左派力量，很難有新國家政權的建立。但也和其他很多社會一樣，中國也面臨著左派轉型的問題。在確立政權之后，共產黨成為了唯一的執政黨。在這樣的情況下，執政黨理應淡化其階級性，而強調其在調和各階級利益沖突過程中的作用。建國之后，毛澤東並沒有開始這樣一種轉型﹔相反，為了在短時期之內建成一個強國，執政黨繼續用階級斗爭的方式，消滅了市場，通過政治動員來推進經濟發展。在早期，這一具有烏托邦色彩的社會大實驗也帶來了一些成就，但中國社會也為此付出了極其高昂的代價，尤其是生命的代價。在革命過程中，共產黨代表的是無產階級的利益，但一旦成為執政黨，其目標不應當是使無產階級永久化﹔相反，其目標應當是“消滅”無產階級，就是說，要通過社會經濟的發展，把無產階級轉型成為有產階級。毛澤東時代的左派社會實踐的結果就是貧窮社會主義。

經過三十年的實踐，人們終於認識到，貧窮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的目標﹔相反，社會主義是要追求社會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之后，共產黨開始轉型，從以往的階級斗爭轉向經濟建設，正式開始了向執政黨的轉型。鄧小平提出建設“小康社會”的概念，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要建設一個橄欖形社會結構，或者中產階層龐大的社會。問題在於，如何達成這個目標？當時的策略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然后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這個策略在早期非常有效，在很短的時間內改變了中國貧窮局面。沒有這個策略，中國很難成為今天人們所看到的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