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是，在一部分人富裕起來之后，沒有走向共同富裕的局面﹔相反，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一個高度分化的社會，缺乏社會公平和正義。在這種局面下，可以理解左派重新崛起的原因。但必須提出的問題是，左派能夠如其倡導者所說會導向一個更加公平正義的社會？中國要回到一個左派的時代？

兩種不同的權威主義

這裡，人們可以區分兩種權威主義。一種是左派權威主義，以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和毛澤東的中國為代表，也可以稱之為共產主義的權威主義（communist authoritarianism）。另一種是東亞儒家權威主義（Confucian authoritarianism）。左派權威主義強調的往往是政治，通過革命和階級斗爭的方式來維持執政黨的合法性。與之不同，儒家權威主義強調經濟發展，社會和諧與逐步的政治開放。盡管這兩種權威主義都呈現出高度集權的體制，但兩者的前途大相徑庭。蘇聯和東歐的左派權威主義已經徹底解體。盡管那裡仍然有左派，但已經沒有具有實質性的政治影響力。儒家權威主義則通過運用國家政權和市場的力量，在很短時間裡，創造經濟和社會奇跡，一些已經民主化，而另一些社會的民主化也在加快。

為什麼中國沒有步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的道路？一句話，自鄧小平以來，中國實際上已經很快逃離了蘇聯東歐的左派權威主義道路，而逐漸走上了儒家權威主義道路，這是一條先經濟發展，再社會改革，后政治開放的道路。

目前的中國在這條道路上已經走了一半。但隨著左派勢力的崛起，中國再次面臨一個關鍵的選擇，那就是要繼續在這條道路上走下去，還是回到左派權威主義？

江澤民和朱?基時代，執政黨的重點是在發展經濟。為了推動經濟發展，執政黨修改了憲法，給不同產權制度（包括私有產權）予合法性，進而制定了《物權法》，保護合法的私有財產。同時，中國共產黨做了一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就是容許企業家包括民營企業家加入共產黨，參與政權。這使得中共和世界上所有共產黨區別開來，是一個創舉。從意識形態上來說，所有共產黨都是要消滅資本主義和資本家的。這個創舉更是中國共產黨逃離了蘇聯東歐共產黨厄運而仍然繼續執政的一個關鍵因素。這裡面隱含著執政黨的真正轉型。很簡單，在革命時期，共產黨必須依靠一些特殊社會力量，但成為執政黨之后，應當盡可能地擴大其社會基礎。中國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如果不能代表最廣泛社會階層的利益，其執政基礎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到了胡錦濤和溫家寶時代，執政黨已經開始直面如何讓社會的大多數獲益於改革開放成果的問題。隨著“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等概念的提出，社會改革被提高到政府的議事日程上來，當時被人們稱為“社會主義新潮”。公平地說，在胡錦濤和溫家寶的十年，政府在社會改革的各個方面努力不少，能夠做的也做了，問題在於沒有找到一個突破口。各級政府官員的GDP（國內生產總值）主義難以糾正過來，各方面的改革遇到了既得利益的巨大阻力，社會問題日益增多。

在這樣的情況下，左、右派思潮崛起，並開始影響政權。種種因素包括憲政之爭、法治惡化、國有企業大擴張、國際環境惡化等等正在惡化著中國的整體改革環境，給中國的未來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很多民營企業恐懼於左派力量的崛起會導致殺富濟貧的革命，選擇出走。重慶前些年所發生的一些事情給很多民營企業家一種直接的恐懼感。當然，這種恐懼感不僅存在於民營企業，甚至也存在於國有企業。中國的很多企業，其中也不乏國有企業，在國內賺錢，但在海外存錢。這些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已經或者想把總部設在中國之外的城市。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房地產在很多年裡是中國的暴富產業，但很多中國房地產公司在國內的負債率非常之高，它們把賺來的錢存到國外，在國內的運作則依靠銀行的借貸。這主要是出於它們的不安全感，一旦出事，就准備放棄中國。又如，很多資本都是中國資本，但要到海外轉一圈，換一個身份，又回到中國。這不僅僅是因為考慮到稅收上的優惠政策，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保護。企業有一個海外身份還比較好保護，如果是本國企業，一旦被官員看上，就會有不斷的麻煩出現，甚至破產。把安全感寄於國外，不僅僅是企業界，而且也是政府官員。現在，“一家兩國”的官員不少，自己在國內，把小孩老婆放在國外。一旦出事，這些官員也可以逃之夭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