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法律地位”引起风波，促进了法学界思想解放

李步云是我国最早关注人权的学者之一，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研究人权，经历了我国对人权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我始终相信，保障人权，实现人的尊严和价值，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他认为。

1978年10月，中国社科院召开法学界思想解放研讨会，社科院的一位领导在会上作报告时，以他自己“文革”在监狱受“审查”时的亲眼所见，揭露了林彪、“四人帮”一伙践踏公民（包括监狱中的罪犯）权利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我虽经历过‘十年浩劫’，但听了这些，还是很震惊。我想，这是一个从来没有探讨过的问题，如果研究一下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阐明他们被判刑后，还有什么权利应受保护，还有什么义务应当履行，这对于人权保障制度的完善，会起重要作用。” 李步云说。

于是，经过深入调研，李步云和同事徐炳共同撰写了《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一文，从理论上阐述了罪犯的公民地位，首次提出了对罪犯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1979年10月31日，该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如石破天惊，该文在理论界和相关实践部门引发了激烈争论。当时的公安部劳改局、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人民日报和李步云本人，都收到大量来信，有表示支持的，也有坚决反对的。还有学者撰文，认为罪犯不是公民。

李步云认为，如果罪犯不是公民，那么宪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这一规定对他们就不适用，就要另搞一套法律来规范他们。这是做不到，也没必要的。

但是，在那个年代，“四人帮”的流毒还没有被肃清。当时的理论界还有不少人没有搞清什么是“公民”。不少干部对服刑人员还有什么权利甚至一无所知。“令我至今仍然念念不忘的是，当时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支持这篇文章的观点。例如，我曾到公安部劳改局征询意见，参与座谈的同志都说，‘你的观点没有错，很多问题过去我们没有想过，你的观点对我们很有启发’。”

“但是当时政治压力确实不小，可我内心十分坦然与平静。因为我相信，自己的观点没有错。” 李步云说。

的确，后来的发展证明他的观点没有错。他关于“罪犯也是公民”等观点，被1982年宪法以及1994年12月新颁布的监狱法采纳了。

“当然，这篇文章的影响主要还是促进了法学界的思想解放，推动了全社会对人权认识的深化。” 李步云认为。